例如2017年2月6日在孟建柱到上海高院调研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法委要求上海高院研发一套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目的的案件审理软件，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统。

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三是房地政策遗留的权益事务。

社会资本指社会主体之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基层干部要面对一线的群众，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好，就不只是口头上强调法治思维，而面对具体挑战，需要法治智慧和法治能力。第三，部门（法）壁垒制约国家回应法治社会的综合性问题。然而，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阶段，个体自律的有效性不高，社会规范的功能受限，因而需要法律主动干预，社会生活领域的法治需求日益增长。还意味着关系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不受暴力或暴力威胁支配，混混群体的存在与此格格不入。

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第三，法治社会承接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果，将它们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及至秦灭六国，奉行弃礼任法的治国策略。

这一治理模式，或许适应西方的文化土壤，移植到中国，难免水土不服。(二)第二次德法合分及其得失 汉初统治者总结前朝得失，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采纳了一代大儒董仲舒的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主张。这正是对中国文化的回归。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考察，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法学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命题。

于此，法律便严重冲击了人们对是非善恶的基本道德判断。历史上的诚信之德，既依赖道德教化的引导，更得益于法律制度的规制，尤其是刑法的调控。

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世间万物、人间万象虽然各有不同，却可以调和起来。时下法律生活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正印证了这一点，或者借助法律技巧去逃避制裁，或者利用法律缝隙去胡搅蛮缠。任何法律制度的出台，法学都有责任对其是什么的命题做出回应。【摘要】 法律与道德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大的合与分，大凡合的时候治理效果相对较好，分则相对较差，故新时代选择德法合治的治国理政方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必然性。

没有道德的引领，单纯的法治很可能走偏，就可能出现一些不近情理的法律规定，还需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成功经验进行创造性吸收，使德法之间达到有机结合。又可以拿来教化民众，具有道德的特征。礼作为当时的行为规范，既能够用来解决纠纷，具有法律的性质。(二)中西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治理模式的不同 文化的差异不仅使中西方的日常生活各有异趣，处置社会生活的方法，亦大相径庭。

1.不得让违背道德的行为通过法律而获得不当利益。法律乃人类行为之低限，而道德是高限。

值此群雄争于气力的乱世，儒家思想不受青睐，法家理论得其时运，大多数诸侯国莫不依循其思路进行法制改革，将以前用来保障礼施行的刑罚，从礼当中抽出来，制定成专门的刑书、刑鼎。如此种种，恐怕不是行为人不懂得法律，而是不顾及最基本的道德观念。

1.重要领域的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立法。注重情理法的融合，正是德法合治的传统。1.以法辅德：用法制教育裨助道德教化。3.用道德改良力度不足的法律。就操作性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法律制定要将重要道德直接上升为立法，或用道德来改革逆情悖理的法律，或用道德来改良力度不足的法律。中国人是统一性的价值观，遇到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把个体放在整体背景当中，综合起来考虑，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法制教育可以培养民众被动守法的意识，那么道德教化则能够养成主动守法的品格。二、新时代德法合治方略的操作性 今日结合一词，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通常表达为和合。

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就说过：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故坚持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了解决这种德法冲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指示，司法审判要将案件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我国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天理、国法、人情是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正义观念，蕴含着法治与德治的千古话题。(二)法律实施层面的德法合治 法律作为人为制定的规则，即使对道德做了最详尽的考虑与吸纳，也会因律条有限而情状无穷，在具体执行时都难免会和道德发生冲突，故需要用道德来指导执法司法，以使案件处理符合人的常情常理。

法律遵守要用法治宣传裨助道德教化，用道德教育促进全民守法。这样的法律在某些人看来根本不具有惩罚性质，于是经济交往中违法失信的行为接踵而至，出现诚信危机。1.分析性思维促成德法分治。清末以来，我们向西方学习，走上了道德法律分而治之的道路，道德的问题归道德约束，法律的问题归法律调整。

若要衡量某个行为是否为犯罪，则有犯罪构成理论。这种天人相分的价值观，哲学上称作主体性原则。

2.以德助法：用道德教化促进全民守法。违反经济领域中的诚信道德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违法，不再是犯罪，只能用返还财产、支付违约金这些民事责任方式来制裁。

这种价值观，我们的祖先把它叫做天人合一，哲学上则称其为统一性原则，即人要与万事万物保持统一。总结历史上道德、法律两次合与分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合则治理效果相对较好，分则治理效果相对较差。

缺德只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人就视之蔑如，根本不拿道德当回事，还要依法去谋取利益。主张二者的结合，乃是一种法律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可以征服、占有、利用整个世界，是万事万物的主体。故一个人的行为违反了道德，却不一定违反法律。

当下社会，在法律制定层面推行德法合治，首要环节就是将重要的道德范畴转化为法律制度。春秋战国，以礼为统帅的道德与法律分手而别，法治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法律作为人为制定的规则，应当体现这种情理。对道德有所维护而力度不足的法律，通过调整修改而加大力度，才能使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哲学与文化学意义上的价值观，指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总体看法。(一)第一次德法合分及其得失 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国家推行礼乐之治，是一种道德与法律相混同的治理模式，此为德法之间第一次合。